中越战争的缘起2(转)

经东升提醒,才发现,以前看过的中越战争的缘起因为系统原因,少了后半部分,现在补上。

早在1974年,全年中越边境就已发生纠纷121起;1975年,发生439起;1976年,发生986起;1977年,发生752起。1976年7月,越方在按“传统边界”属于中国领土的浦营丁主峰东面,盖起油毛毡房一间,外加两道木桩,常驻公安人员5至8名,实施军事占领。这是越方第一次公然侵占中国领土。1977年5月4日又发生了严重事件,越方出动了500多人到边境中方铁路施工工地进行挑衅,双方发生武斗。在《共和国之战》的纪录片中,能看到当时的一幕。事件中,中方施工人员被打伤51人,其中重伤6人,越方受伤人数不详。1978年3月,越方派遣武装人员突然占领了中国广西靖西县的庭毫山。他们在山上挖堑壕,修碉堡,架设铁丝网,埋设地雷和竹尖桩,并不时向山下的中国村庄和在田间劳动的中国边民开枪射击,使中国边民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生活。1978年8月25日,越方出动了200多名军人,腰里别着匕首、手枪和手榴弹,手里挥舞着木棒,用雨点般的石块打伤了执行上级决定未予还击的中方工作人员9名,公然侵占了广西友谊关西侧边境上的中国领土浦念岭,并在上面修筑了防御工事。越方得寸进尺,又占据了友谊关西南侧中国边境村庄弄怀两侧的山头,还在弄怀西北侧山谷越入中国境内300多米进行挑衅。”越南人甚至嚣张地喊出了口号:“不光这里是我们的,连广东、广西也是我们的,凡是有木棉树的地方都是我们的!” 此外,在云南河口县芹菜塘以北、广西那坡县平孟公社弄更等地,越方也派出武装人员侵入中国领土纵深数十米至数百米,架设铁丝网,设置路障,甚至修筑军事工事,悍然蚕食中国领土!从1978年9月起,越南武装人员逐渐开始开枪挑衅,但还没有造成人员死亡。11月1日,越方出动大批武装人员,侵入中国广西靖西县庭毫山附近的弄教、弄黑地区,使用机枪、冲锋枪、步枪等武器,对正在清除越方越境非法设置的路障、竹签的当地社员和民兵进行突然袭击,当场打伤中方社员和民兵12人,抓走8人,其中6人被越方杀害。这是中越边境第一起严重的蓄意枪杀事件。此后流血事件愈演愈烈,1978年全年,越南武装人员侵入中国境内数百处,以武力占据中国领土,造成中越边境的流血事件1108起,中国军民死伤达300多人。1979年年初到2月16日短短一个半月时间里,越方就挑起边境流血事件129起,造成中国居民和边防人员死伤100余人。

越南和中国的国力相差悬殊,在边境上这样搔中国的痒有多大用处呢?即便和中国不再友好,也不必搞流血事件吧。实际上,越南挑起边境事端不过是其既定战略方针的晴雨表而已。越南统一后,其战略核心就是搞印度支那联邦,以武力控制柬埔寨。中国反对,就倒向苏联。为了向苏联表示忠心,对中国就要做得更绝一些。此时的黎笋在党内已无人可以制衡,长征、范文同虽然仍在高层,也无力提出反对意见,黄文欢则被赶出了政治局。又以总参谋长文进勇架空不主张和中国搞坏关系的国防部长武元甲,提拔黎德英、黎仲迅、朱辉珉等亲苏派掌握了军队大权。越南的信心高度膨胀,弃中投苏的政治形势已无法改变。1978年7月,越共召开四届四中全会,制订了新的战略方针,即侵柬反华,基本的长远的敌人是美帝,直接的敌人和直接的作战对象是北京和柬埔寨,可靠的后盾是苏联。军事战略为所谓的“南攻北防”,即必须以武力尽快推翻民柬政权,集中越军主力一举解决西南战场的战略问题。对于北方的中国,则持积极防御态势。

越南决心已定,和中国摊牌是迟早的事。既然要和中国翻脸,就得把中国打扮成一副敌人的形象,在边境上制造流血事件是掀起仇华情绪的最便捷的手段。现时政治利益的需要永远大于什么“同志加兄弟”的血盟情怀,那个曾经放言“将永远十分珍视由胡主席和毛主席悉心培育起来的越中友谊”的黎笋本人,这时又换了一副面孔:“在打败美国人以后,我们保留100万部队严阵以待,使得苏联同志问我们:同志们,你们保留这么大的一支现役军队,是准备和谁打仗呢?我说:以后,同志们,你们就会理解了。我们保持这样一支现役军队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对越南的威胁。”

看看,中国已经在“威胁”越南了。

1978年6月29日,越南加入了苏联控制的包括东欧各国在内的经济互助会,成为正式成员国。7月8日,越南人民军总政治局颁发了《关于新的形势和任务的教育提纲》,不言自明的以“×国”为代号,将中国作为了战争假想敌,强调越军要集中力量完成侵柬作战,然后打回北方,“在边界以外”袭击敌人,要准备打持久战,要争取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大同情、支持和帮助。1978年8月26日,苏联宣布对越南无条件支持,要“坚定不移地支持越南捍卫自己领土完整和建设社会主义,反对外来干涉的权利”。1978年11月1日,黎笋、范文同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会晤。11月3日,《苏越友好合作条约》在莫斯科签字,双方规定了在发生战争时要互相支持,越南将南部港口金兰湾租借给苏联,使苏联海军终于可以南下印度洋。通过这个条约,越南彻底倒向了苏联。

1978年底,黎笋在军委会上说,越南的“战略思想是进攻的思想”,“我们把战略进攻思想贯彻始终,在建立严密防御的基础上,要求在全国,包括陆地、空中和海上在和平时期就要掌握主动”。越南的战略矛头直指中国。

后来在谅山战役中缴获了越北第一军区炮兵第166团的一份射击图,标绘日期是1978年10月12日,射击的箭头都指向中国境内。有的箭头越过广西凭祥地区指向平而关以东的山上,有的箭头穿过广西友谊关东面的25号界碑指向中国境内10多公里的广西宁明县增怀村,周围的凭祥、友谊关、油隘等边境城镇都成了越军计划摧毁的目标;广西爱店对面的越南支马公安屯的作战计划,也标明了从四路侵袭爱店的箭头;广西水口关对面越方一侧的边防检查站,越军就在站内会客厅下修筑了暗堡和地道,地道一直通到紧靠中越边境的越方进攻出发阵地;友谊关对面的越南同登镇,早已构筑成了一个对中国进行军事挑衅的前哨阵地。在同登周围,明碉暗堡星罗棋布,堑壕掩体纵横交错,附近的山头几乎全掏空了,甚至连当年法军修筑的早已残缺不堪的炮台、碉堡也都重新利用,建设成了坚固的军事堡垒。

很明显,越南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对中国的战争准备。

至此,中国长达20多年的援越努力终于为自己“制造”了一个敌人。

通观中越翻脸的全程,可以看出,现实的国家利益是决定性的原因,中越苏美各国的互动则推波助澜。越南在全国统一后要搞印度支那联邦;中国则在“文革”后调整政策,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方面继续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一方面不再拘于意识形态而加强与西方的合作;苏联是追求南进印度洋,拉住越南从南方包围中国;美国则为抗衡苏联的全球扩张而需要与中国进一步合作。为了国家的战略利益,中国和美国走近,越南则倒向苏联。从政治上说,各方都是一拍即合,本也无可指摘。现实的国家利益当然是最重要的,谁也不想为他人做嫁衣,中国倒也不必过于痛恨越南忘恩负义。话说回来,当年新中国的工业体系还是在苏联的大力援助下建立起来的,周恩来去莫斯科要东西那也是狮子大开口,甚至连原子弹样品赫鲁晓夫都答应给了。结果中苏反目后中国也是把赫鲁晓夫骂得狗血淋头,连带苏联的辛苦援助也不提了,还将因国内政策错误导致的三年大饥荒归咎于“天灾”和“苏联逼债”,弄得中国人民还都义愤填膺的。说到底,国际政治中需要的时候你情我愿,不需要的时候一拍两散,这才是常态。

对于越南来说,美国曾经是头号敌人,给越南带来了巨大的民族灾难。如今中国领导人与美国勾结到了一起,显然已经成为了共产主义的叛徒,为美国在亚洲的扩张政策张目。北京阻碍越南搞印支联邦,就是在替美国人出头。越南已经将中国的政策视为与西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政策没什么区别,政治上与中国已是如同水火。再加上历史上的恩怨和地缘政治因素,以及苏联的影响,中越反目成仇便已不可避免,其他如华侨问题、边境问题等不过是衍生品。至于与中国为敌是不是真的符合越南的国家利益,以黎笋为首的越共领导人当时倒是自信满满。直到中越打了10年的边境战争,越南在柬埔寨没得到什么东西,国家搞得穷困不堪,黎笋也死了,苏联也快解体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取得巨大成果了,越南才回过味来,赶紧与中国重修友好,搞起了自己的“革新开放”,越南国家也很快取得了巨大发展。这,就是最好的历史证明。

对于越南的反华行为,中国政府一开始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为了能最大限度地维持和平,一忍再忍,一让再让,不仅多次向越南提出通过谈判解决争端,改善两国关系,而且在边境事件中,严令中国边防部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打第一枪。邓小平、李先念都曾亲自出马与黎笋、范文同等人进行会谈,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求得解决两党、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问题。然而,越南将这一切认为是中国软弱可欺,更加有恃无恐,中越边境的动荡形势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愈演愈烈。这时,邓小平采取了断然行动。1978年6月16日,中国关闭了越南驻昆明、南宁、广州的3个总领事馆。7月,中止了中国对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的所有援助。12月22日,中国通知有关国家的铁路部门,对越南暂停国际客货运输。邓小平决意甩开意识形态的包袱,重新界定中国与越南之间的关系。

邓小平的这一系列行动不是孤立的,背后是中国对越南的一个基本判断。即越南恶化和中国的关系,实际上是为了在东南亚地区进行扩张做准备。这可以在越南继控制老挝后,又不顾中国的劝告不断威胁挑衅柬埔寨上看出来。而越南的后台是苏联,越南在东南亚的扩张,又是苏联南进战略的一环。苏联是当时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敌人,越南和苏联勾结,不仅是东南亚地区紧张局势的根源,也是苏联从南方包围中国的背后一刀。中国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规劝越南,而越南利令智昏不加理睬,在称霸扩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果放任越南的玩火行为,不仅中越边境得不到安定,而且苏联的势力也会控制东南亚,从而对中国的软腹部形成战略合围,这样中国将无有宁日,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将会受到严重损害。

在党际之间规劝无效,国家之间谈判无果的情况下,为了防止越南进行战争冒险,中国不得不开始考虑对越南采取军事手段的可能性。1978年6月,中共中央就下达了“有理,有利,有节,先礼后兵”的边防斗争指示。弄到这一步,也不是中国愿意看到的。就如朝鲜战争爆发之初中共中央即组织东北边防军北调应变一样,对于越南的穷兵黩武,中国进行必要的军事准备是可以理解的。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领导人都是从几十年战火考验中走出来的,把握战争对于他们来说确实是专业水平。

越南的靠山是苏联,中国要对越南采取军事行动,有一定的风险。因此,在大半年的时间里,邓小平合纵连横,极力拉拢西方和东南亚各国站到中国这一边来,以造成对苏联的威慑。1978年5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和中国领导人探讨了建立反霸统一战线的问题。6月,美国劝服日本在与中国签订中日友好条约时保留反霸条款。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规定中日两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霸权的努力。这样,中美日三国联合抗衡苏联的局面形成。11月,邓小平先后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着手修补“文革”中与这些国家搞坏了的关系,同时提醒东南亚提防“东方的古巴”(当时古巴是苏联在拉美地区的跟班,为苏联在非洲打代理人战争。此处影射越南),号召各国联手孤立反对苏联全球霸权主义和越南的地区霸权主义。越南和苏联的咄咄逼人也确实吓着了这些国家,在共同的战略需要下,各方开始走近。中国的反霸外交取得了很大成果。

政治手段之下就是军事准备。1978年7月,中国同柬埔寨方面探讨了加强援柬的问题。中国和柬埔寨并不接壤,相隔遥远,只能采取海运援助的形式。当时越南并没有公开侵略柬埔寨,中国如果出动军队去柬埔寨,即便只为了支援,也是师出无名,反被越南抓住把柄,会在国际上陷于被动。如果只是运送军需物资去柬埔寨,就必须绕道越南南部海域到达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中国的海军力量还很弱小,没有航空母舰,难以为运输船队护航。而柬埔寨的港口和铁路线都处在越南空军打击范围内,中国空军又鞭长莫及,海运援助实在风险太大。双方商讨再三,还是无果而终。

7月8日,越南人民军总政治局颁发了《关于新的形势和任务的教育提纲》,将中国作为了战争假想敌,强调越军要集中力量完成侵柬作战,然后打回北方对付中国。在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为明显的情况下,1978年9月,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召开作战会议,研究了中越边境的军事斗争形势,提出了初步的军事行动方案。当时并未做出正式决定,这只是一种未雨绸缪,下一步还要看形势发展而定。

看着中国强硬起来了,越南也开始心虚。越共中央特别讨论了中国将会采取何种行动的问题。但越南已无法回头,只能继续拉住苏联来抗衡中国,同时积极进行与中国的战争准备。1978年11月3日,《苏越友好合作条约》在莫斯科签字,双方规定了在发生战争时要互相支持,越南将南部港口金兰湾租借给苏联,使苏联海军终于可以南下印度洋。通过这个条约,苏越联盟与中美日联盟的对垒已经形成。与此针锋相对,1978年11月7日,解放军总参谋部在北京召集昆明军区、广州军区和云南省军区、广西军区主管作战的副司令员、参谋长、作战部长研究对越军事行动问题,开始向各军区征求意见。11月22日,中央军委召开作战会议,认为形势的发展已经使对越作战的准备变得必要起来,决定进行军事部署。11月26日,中央军委命令广州、昆明军区各出动1个师的战备值班部队,以野营训练为由向中越边境地区秘密机动,支援边防武装斗争。同时以实际行动牵制越南,支援面临越南严重军事威胁的民主柬埔寨。

12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扩大会议,终于决策发起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这个决心是不容易下的。对越作战关系到军事、政治、外交的多方面斗争,十分复杂。建国以来历次边境战争都是由毛泽东直接指挥的,现在毛泽东已经不在了,谁能担起这副重担呢?人民解放军多年来受政治运动冲击而训练废驰,能不能打胜还很难说。并且苏越条约刚刚签订,打越南苏联可能要武力干涉,中国能不能顶得住也是很大的顾虑。所有一切,必须要统筹全盘进行考虑。

这次会议的内容至今没有解密。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倒可以做如下推测:

从政治上说,越南充当苏联的打手,搞地区霸权,加剧反华排华行动,在边境上不断挑起流血事件,已经严重威胁了中国的地缘战略利益和挑战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底线。如果任其行为,越南恐怕会变本加厉,将来更加不好收拾。晚打不如早打,对越南进行自卫还击,师出有名。用李先念的话说,叫作“甩他一耳光”,警告、惩罚他们一下。

从军事上说,人民解放军虽然历经政治运动冲击,但指挥层和军队领导骨干是经历过国内革命战争及抗美援朝战争的精英,有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雄风犹在。中越两国国力毕竟相差悬殊,人民解放军的规模是越军五倍以上,正好可以借此战检验一下军队战斗力如何。即便打得不够理想,只要握有战略主动及有效控制战争规模,也掀不起多大风浪来,中国还是有这个自信的。

在国际上,中国广泛外交,已经争取到了西方和东南亚许多国家或明或暗的支持。打一仗,正好以实际行动支持柬埔寨人民的抗越斗争,可以提高反霸统一战线的士气。

比较关键的是苏联的反应,这也直接决定着中国是否敢于出兵惩越。总的估计来看,苏联的反应无非有四种可能:谩骂、威胁、小规模冲突、大规模边境战争或者入侵。前两种反应是肯定有的,小规模冲突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是大规模边境战争和入侵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苏联如果要大规模入侵中国,就需要相应进行战争准备。中国的块头太大,从苏共政治局作出决议,到大规模军事动员、调兵遣将、调运各种军事物资到远东,实行军事部署,到完成全部战争准备,至少需要几个月时间。而中国对越南进行的是边境浅近纵深的惩罚性质作战,到苏联做好准备中国早已经撤军了。

因此,综合国际国内形势,中共中央才终于下了惩越作战的决心。

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是华国锋。华为人比较厚道、开明,虽然当时被称作“英明领袖”,但并不搞一言堂,而是实行集体领导。对越作战是中共中央集体决定的,关于怎样打与何时打的问题,中共中央委托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邓小平来下最后的决心。这位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总前委书记、“老帅们的领班人”、发起对越作战态度最坚决的老资格军人,毅然挑起了这副重担。邓小平代表中央军委亲自点将,以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担任广西方向总指挥,昆明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担任云南方向总指挥。由解放军总参谋部具体负责制订对越作战方案,策划和实施战役展开行动,调集广州、昆明、成都、武汉军区的部队紧急向战地集结,准备从广西和云南两个方向发起对越自卫还击战。同时,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兰州军区和新疆军区所属部队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严密监视苏军可能采取的对越策应行动;空军司令员张廷发指挥全军空军执行国土防空任务;南海舰队也立即组建舰艇编队,随时准备护卫中国领海及岛屿。

12月8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命令,“为了支援柬埔寨人民反对越南侵略扩张的正义斗争,打击越南的反动气焰,牵制越南侵略行动,争取我国边境的和平稳定”,要求广州军区、昆明军区、成都军区、武汉军区的参战部队从秘密机动转为公开集结,迅速向指定地点开进,边开进边扩编,将乙种部队补充人员装备扩编为战时甲种部队,在1979年1月10日前完成一切战斗准备工作,然后等待中央军委命令发起对越作战。在东线集结4个军,西线集结2个军,作战口号为“牵越援柬,机动作战”,以越北边境浅近纵深的县级城镇为目标,以3-5天时间歼灭越军1-2个师,速战速决,震摄越南在东南亚进行扩张的气焰。

现代战争中,大军调动是保不住密的。美国和苏联的太空卫星很快就侦知了中国军队的行动。苏联将这一情况通报给了越南,引起了越共中央的紧张。经过紧急商议对策,一不做,二不休,越共中央决定迅速发起侵略柬埔寨的战争,速战速决,在中国军队完成作战准备前在柬埔寨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国取消武力惩罚。同时,越南命令中越边境地区的越北前线部队进入二级战备,不久又转入一级战备,呈一、二线配置,以应对中国军队的突然袭击。

在做好了准备工作后,1978年12月25日,越南出动10万大军兵分七路入侵柬埔寨。仅仅打了两周时间,民柬军队就弃城失地全面溃败。1979年1月7日,越军攻入柬埔寨首都金边,扶植起韩桑林傀儡政权,成立了所谓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波尔布特等民柬领导人率领残部退入柬埔寨和泰国边境的山区开展游击战。西哈努克亲王则坐上中国派来的飞机再一次流亡北京,打起了抗越救国的大旗。越军这一战打得干净力落,歼灭民柬军队6万余人,基本控制了柬埔寨主要交通线和大部分领土,一时震摄东南亚。

越南敢公然入侵主权国家柬埔寨,背后是深有算计的。第一,判断美国在越战中深受创伤,在全球处于收缩防御阶段,一段时间内无力重返印度支那;第二,欺负中国“文革”内乱方息,国力受损严重,很难有什么坚决的措施来阻止越南;第三,背后有苏联支持,联合国对越南也是鞭长莫及,国际形势正是千载难逢的机遇。越南一举拿下柬埔寨,统合印度支那三国,进而再威胁泰国,达到饮马印度洋的战略目标,此时不干何时干!以黎笋为首的越共高层也实在是有些胆大妄为,对于国际舆论的指责和中国的劝告一概不予理睬,终于被大棒打在了头上。

黎笋本人对于越共的影响是巨大的,是党内少见的强力型领导人,没有他,越南能不能走到这一步还很难说。黎笋在政治操作上是坚持越南的独立自主地位的,搞弃中投苏也是为了越南的国家战略,并不是要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苏联对此也心知肚明,双方是因需要而勾结。黎笋在赌中国不敢出手,在当时确实也有一定道理。中国毕竟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会和另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开战而让资本主义国家看热闹吗?这在意识形态上的损失是巨大的。况且中国内乱甫定筋疲力尽,而越南刚刚统一气势正盛,还有苏联与越南订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条约,中国敢背对苏联向越南开战吗?岂有此理呀!

只可惜,黎笋遇到了一个强大的对手,使他的如意算盘落了空。这个对手,就是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中越终有一战,决定了亚太地区乃至世界格局20年的走向,其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越南跟着苏联越走越远,不仅没有赶上世界产业大转移的黄金机遇,反而因穷兵黩武而国势日困,最后苏联解体,越南不得不改弦更张,却也耽误了十年宝贵的发展时间。而中国甩脱意识形态的羁绊,一战而融入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去,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机遇,终于使中国经济起飞,国势日益强盛。这,就是1979年中越战争的历史意义。

面对越南公然侵柬的嚣张气焰,中央军委于12月31日再次召开作战会议,决定扩大对越作战规模,将进攻目标由边境县级城镇升级到省会城市,时间延长到15-20天,歼灭越军3-5个师,支援柬埔寨的抗越斗争。在西线云南方向增加3个军,除莱州方向增加1个军参战外,又增调2个军作为战役穿插部队,计划从云南接壤老挝边境地区打出去,攻克奠边府,迂回越西北,给越南以沉重打击。

1979年1月23日,中央军委最后一次召开对越作战会议,最终确定了对越作战的决心和行动方案。因为越军在柬埔寨的进展太快,柬埔寨的局势已经无法挽回。为控制战争规模,迂回越西北的战略行动最终取消,增调的2个军转到东线广西方向作为预备队。中央最终确定对越作战的口号是“自卫还击,保卫边疆”,要求参战部队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和牺牲,也要完成这次作战任务。首战必胜,速战速决,速歼速回。最迟到1979年2月15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

至此,广西、云南边境已是帐篷连城,大军云集,战争的钟表开始了倒计时。

在战争前的最后关头,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应邀访问美国,这就回到了本文开篇。邓小平此行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完成中美建交这件划时代的大事,标志着中国从此甩掉意识形态束缚,打破孤立,谋求融入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制,为刚刚开始的改革开放创造较好的国际环境;二是将中国要进行惩越作战的事情通报给美国,以期美国的支持和战略配合。

邓小平不愧是军人性格,在抵美后的第二天,就当面将中国要发起惩越军事行动的消息透露给了卡特总统。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他1983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次日,总统与邓两人会面并劝喻再三谨慎行事。对于将会引起更大的国际反响,我们关注的问题是中国的军事行动会影响美国国内人民对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支持。总统亦亲笔手写了一封信给邓,语调温和,意思清晰,强调要抑制的重要性和慨括国际反应的可能性。。。。。。邓充满信心地确信中国有必要和有能力来执行整个军事行动,并再次对我们保证,行动将会短暂,持续约10-12天而已。他知晓国际的反应是分歧的,但他认为,长期而言,国际舆论将认同和感谢中国的行动。最后邓说:‘真实说,能够与朋友作坦率的讨论是可贵之事。’”

卡特本人在1984年出版的《 总统回忆录 》中对此事叙述得更为清晰明确:“( 1979年1月29日 )我们准备进入宴席,但邓希望在宴前与我密谈。。。。。。当我们两人吸烟时,邓对我说起中国对越攻击之事并询问我的意见。我对他说,越南人因侵略柬埔寨而现在正被孤立,若中国军队对河内进行军事行动,那么情况就变了,越南将会是受害者,中国将被多个国家谴责。此外,一个基本争议的问题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目的是加强亚洲的和平与稳定,而中国的军事行动对这个问题毫无益处。副主席(邓时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表示感谢我的意见,但他强调,这是对中国极为重要的事:对他的邻国显示中国随时准备和有能力反击任何的侵略,反对它和它的同盟。。。。。。

翌日早上,我们都起得很早,两人又相谈,只留一个翻译员在场。在他高声说话后,我向邓传递了我写下的一份手稿,总结地列出我对 ( 中国对越侵略 ) 将导致所发生事件的立场。邓对我说,若开展军事行动,中国军队只占领一段短时间便撤军,对越的惩罚适可而止但要严厉,以致他不能忘记。在前一夜我已经觉察到了他是一个固执的人,作为一个坚持信念的共产党领导人的态度,表现出他和他的政府的坚强决定。他伪称仍然有所犹疑,但我认为,他早已定下主意:越南将要被惩罚。”

邓小平显然达到了目的,仍徘徊于越战阴影中的美国乐得中国“教训”越南,同时打击一下苏联的扩张气焰。2月1日,中美发表《联合公报》,两国“重申双方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谋求霸权或支配别国”。这话就是说给苏联听的。当苏联人要求美国解释公报中的“霸权”所指为何,美国人又安慰苏联人,美中并没有联合起来对付苏联。真实的谎言,彼此又心照不宣,国际政治就是这样有意思。

在美国期间,邓小平不断发出公开警告,表示中国对越南侵略柬埔寨不能坐视不顾,要采取实际行动,“教训”、“惩罚”之音不绝于耳。鉴于美军曾在越南损兵折将的教训,卡特谨慎地提醒中国注意这一点。邓小平则自信地回答:那要看是哪家的军队! 几天后,邓小平回国途中又访问了日本。在东京,邓小平使用了更加激烈的措词威胁越南。

“对侵略者不给予惩罚,就有发生连锁反应的危险。”

“目前正在考虑,为了惩罚侵略者,冒某种危险也要采取行动。”

“有必要对越南加以制裁。”

“越南同苏联签订的条约具有军事同盟的性质,越南对柬埔寨发动了大规模武装入侵,并正在中国边境地区挑衅。越南起的作用会比古巴更坏,我们把越南叫做东方的古巴。对付这样的人,没有必要的教训,恐怕任何其他方式都不会收到效果。”

有记者问到中国军队向中越边境调动的事情,邓小平说:“必要的军事调动是有的,这点你们很清楚。”

对于中国军队可能采取什么行动,邓小平说:“我们得等着瞧。”

邓小平又说了一句令各国记者印象极为深刻的话:“我们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

世界终于明白,中越一战已不可避免。

在战前的最后时刻,中越两国的舆论战打得如火如荼。中国影响最大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评论员文章,如《必须制止越南无法无天的侵略》、《侵略者套上了绞索》、《越南侵略柬埔寨是苏联“全球战略”的一部分》、《胜利一定属于柬埔寨人民》。。。。。。,声音一次比一次大。

越南也不甘示弱,1月8日,越南外交部发布指责中国当局在中越边界加紧集结大量军队的声明,并由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向安理会递交,吁请联合国安理会制止中国宣布要进行的“惩罚”。

法新社2月7日自河内报道,越南对于邓小平最近连续发出的威胁,保持沉着,表示“决不惊慌”。

2月12日,越南《人民军队报》的社论说:“企图给我们教训的人,应该记取美帝国主义在越南的教训。”

当年这个“教训”说很泛滥,邓小平频频发出要“教训”越南的声音,卡特提醒邓小平美国在越南的“教训”,越南自己则坚决不怕“教训”。在国际政治中,能不能“教训”,怕不怕“教训”,光靠说不行,还是要枪杆子硬。中越两国如此激烈地打嘴仗,无非就是要争个“师出有名”,然后才好理直气壮地动手。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越南的问题在于充当了苏联在东南亚地区的打手,帮苏联围堵中国,侵略柬埔寨只是第一步而已。至于驱赶华侨和制造边境流血事件,对于当年的中国来说并不算太大的事。邓小平坚决要“教训”越南,就是要打给苏联看,表明中国不是那么好围堵的,看看苏联的底牌如何。同时副产品是给美国人出了口气,中美更加走近,为中国改革开放创造较好的国际环境,顺便也能帮柬埔寨一把。邓小平是一个战略家,政治上炉火纯青,看得很远,越到晚年越是如此。“教训”这个词,符合邓小平的性格,你得罪我了,就是要打你。但从国际政治的层面上来说,打到别国境内去,难脱侵略的嫌疑,一定要有可以说得通的理由。说越南是“东方的古巴”,“地区霸权主义”,显然过于政治性,理由不充分。中国不是美国,随便找个理由就敢打人家。那就回过头来,越南在边境武装挑衅,制造流血事件,威胁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和人民的生产生活,忍无可忍,必须还击。这样就“师出有名”了:自卫还击,保卫边疆。和当年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一样,国内人民也会理解和支持。

从越南的角度来说,柬埔寨打也打了,和中国脸也翻了,现在就抱着苏联一条大腿。中国威胁要“教训”越南,那就是侵略,也甭管越南自己是不是在侵略柬埔寨,国际政治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墨索里尼总是有理。至于有没有实力坚持自己的道理,看谁拳头硬吧。

美国和苏联的态度相当重要。自越南战争后,美国处于全球战略收缩阶段,一直打不起精神来。和中国走近联合制衡苏联,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中国打越南,替美国报越战的一箭之仇,美国人心里偷着乐。但表面上,美国还是摆出了一副民主国家的派头来,不支持中国“惩罚”越南,但也不明确阻止,似乎不偏袒任何一方。暗地里,美国人将一些关于北部边境苏军动向的情报通报给了中国,算是表明了态度。

苏联在1970年代进入了全球战略进攻阶段,四面出击,常是美国前脚走,苏联后脚就跟了进去。在越南就是这样,苏联海军在印度洋门口建立了前进基地,同时挤压中国和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空间。中国要“教训”越南,苏联不会坐视不理,毕竟刚和越南签订了《苏越友好合作条约》,承诺在军事上对越南予以支持。但到底支持到一个什么程度,苏联也很头痛。中国这个国家说强不强,说弱也不弱,领土不小,人口太多。打常规战争,中苏边境100万苏军都扔进去恐怕也不够,还得陷住,要再从欧洲调兵过来。可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正与北约虎视对峙,难以分兵。而且真要和中国大打,光是动员准备,将大量作战物资运到远东也得几个月时间,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加上西伯利亚大铁路有很长一段离边境很近,打起来就要面临中国军队越境切断的威胁,以苏军在远东的兵力是防不胜防。要是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倒是简单一些,但中国也有核武器,这个决心很难下。而且美国断然不会坐视不管,1969年时苏联要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美国人就坚决反对,更不要说现在了。综合一看,苏联能做的,也只能是待机而动。中国要是仅在边境上小打小闹,苏联也就忍了,给越南道义上和军事物资上的支持算了,自己不轻易卷进去。要是中国敢大打,要颠覆越南政权,那就踏破了苏联的底线,说不得要和中国打一场了。战争机器这个东西,一旦开动就很难控制,非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进行速战速决的惩越战争,正是在钢丝上跳舞,艺高胆大地赢了一个回合,既打痛了越南,也让苏联丢了面子。不能不说,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当年干得很漂亮,至少在战略上和政治上是如此。

中越大打嘴仗的同时,世界舆论也很热闹。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了《北京对河内发出战争声调》,《马来亚通报》发表了《中国会惩罚越南吗?》,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发表了《集结兵力准备在边境上打一仗》,从不同角度对中越战争的前景做出了预测。日本的《每日新闻》和《读卖新闻》最绝,各自发表评论文章,将中国的军事集结动向、出兵目的和进攻路线都预测得八九不离十,确实有人才。从另一个角度也能看出,这次中越战争的前景是比较透明的,各方都心里有数。在和平协作的时代,国家间有良好的沟通协调机制,矛盾本不至此。因为是结盟对垒的时代,搞平行市场各行其是,双方都不想示弱,所以才打起来看。

现在全世界的目光已聚于一处,那就是中越战争究竟何时会发动。

这也是有迹可循的。越南北部地区在每年4月以后进入雨季,常常阴雨连月,道路泥泞难行,弹药淋湿,不适宜作战行动。而中国最早是在1978年11月底出动了2个师向中越边境秘密机动。正式决定发起对越作战是12月7日,12月8日各参战部队接到作战命令,进行准备并向战地开进集结。第一批参战部队至1979年1月10日前做好了战斗准备。那么比较适合的开战时间就是1月中下旬和2月份。3月就有点太晚了,部队行动无法长时间保密,也接近了雨季。因为越南在1978年12月底发动了侵柬战争,中央军委决定扩大对越作战规模,增调部队到前线,作战发起时间从1月上旬向后推迟。在此期间,总后勤部部长张震到前线检查战备,发现很多部队新兵众多,训练不足,准备不足,情况很严重。当时部队出动也确实急了点。最早的41军121师和14军40师是1978年11月底行动,到开战的准备时间有70多天;大部分参战部队是12月中下旬开始行动,到开战的准备时间有近2个月;最晚的20军58师1979年2月19日才接到战斗命令,到开战的准备时间只有16天。对于一场大战来说,部队要重新训练准备,1、2个月时间是太紧张了。张震于是上报中央军委,建议推迟开战时间,各部队进行紧急训练。军委采纳了张震的建议,这才将最后准备完成时间推迟到1979年2月15日。经过紧急的准备和临战训练,各部队的弹药供应和技战术要求基本满足了战争需要。

越南人是等着挨打的,神经更加敏感。发动侵柬战争后,越北前线部队就进入二级战备状态。1979年1月8日,越共中央军委下达了北方边境地区加强战备的指示。邓小平访美前夕,北方边境越军又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从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部到各基层部队,人不卸甲,马不离鞍,都密切注视着越北前线的风吹草动。越军总参谋部连续向一线部队发出战争通报:中国军队将于1979年元旦进攻,中国军队将于1月5日进攻,中国军队将于1月15日进攻,中国军队将于1月28日进攻。。。。。。总之,折腾不休。

1979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对越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紧锣密鼓的战争准备终于走到了最后时刻。对于中国来说,这场战争多少是迫不得已的。尽管政治因素压倒一切,可打仗毕竟是要流血牺牲的,不到最后的时刻,绝不轻言战斗。从头来看,政治需要大家都有,但中国人并没有到越南领土上打枪打炮,杀人放火,是越南人不断地向中国进行武装挑衅。咎由自取的,是越南。中国,是奋起还击。

1979年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是可忍,孰不可忍》,实际上是对全世界宣布了中国的最后抉择。《人民日报》上一次以这种口气说话,是1962年,对象是印度。众所周知,那一年爆发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印军被歼八千,全线溃退。

此刻,不知道越南人有没有如此丰富的联想。

1979年2月17日凌晨,中越边境东西两线突然陷入了雷鸣火海之中。中国军队的152加榴炮、122加农炮、122榴弹炮、85加农炮和130火箭炮、107火箭炮等万炮齐发,无数的钢铁洪流暴雨般倾泻到了边境另一侧的越军阵地上。立时地动山摇,火球飞舞,泥沙俱下,肢体横飞,天空都变成了一片火红。

同日,新华社奉中国政府之命发布声明:“越南当局无视中国方面的一再警告,最近连续出动武装部队,侵犯中国领土,袭击中国边防人员和边境居民,局势急剧恶化,严重威胁我国边疆的和平和安全。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奋起还击。”

战争之神终于开始怒吼了,79大战的帷幕就此拉开。

历史无情,自有公论。

顺便说一句,2月17日战争爆发当晚中国军队的口令是:自有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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